從廈門BRT爆炸案談反社會性人
[导读]:6月7日,厦门运行的一辆BRT发生爆炸,到目前已经死亡47人,伤34人,举国震惊!这再次引起人们对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的回忆。2009年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是一起特大故意...
6月7日,厦门运行的一辆BRT发生爆炸,到目前已经死亡47人,伤34人,举国震惊!这再次引起人们对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的回忆。2009年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是一起特大故意放火刑事案件,犯罪者张云良当场死亡,事后证实他是一个赌博成瘾伴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患者!国人“公交车之殇”的伤疤再次被揭开!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在习奥会举行地所在的加州,当地时间7日中午,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目前,枪击案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3人受伤。美国人民又陷入“校园之殇”的悲痛中。习奥会让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的关系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关注,而两个国家的人民却都因为刚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在悲痛之余而面临安全感的缺失。
一、前言:
回到国内,公安部部长亲自到厦门督战,犯罪嫌疑人陈水总已被锁定,但其已当场死亡。最新的报道说公安机关在陈水总家中查获遗书,证实陈水总因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这种说法非常牵强,难道生活不如意就要报复社会?按如此理论,我们整个社会早就火海一片了。而陈水总微博上的告白虽然是一面之词,但仍被大量转发,网友的注意力在公知们的推动下被转移到问责厦门政府的有关部门在解决陈水总的户口和社保等问题上的推诿上来,甚至升级到整个中国政府的管理问题。这种反思,忽视了陈水总本人可能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患者,也忽视了如何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更忽视了问题背后是社会各界对心理健康的漠视和优质家庭教育的缺失。国内以前每每出现此类事件,网络上和居于主流的声音就是热衷于问责官员、追究刑事责任方面的讨论,而官员则抱着“鸵鸟”心态,能捂则捂,甚至不惜以维稳的名义采取高压措施,导致民怨沸腾。现在的思路本质上仍是如此,幸亏公安部部长亲自督战,否则真相可能难于大白于天下。
说实话,我也认为,面对这种影响较大的社会公共安全事件,必须要问责官员甚至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这充分表明了政府对事件的态度和决心。而且,在问责之后,还应该反思如何面对和照顾弱势群体,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仅仅是这样措施,尚不足充分保障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因为,这种问题的发生多数是社会问题或矛盾的爆发,而非单一的政府问题所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问题出现,如果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仅仅只是问责官员,而不去进一步探究事件的根本原因,查检、减少社会管理上的漏洞,不考虑犯罪者的心理和人格特点,处置的办法没有前瞻性、系统性、长远性,那么,我们的处理就总是灭火队的行为,防不胜防,不仅因为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频发而加剧社会的矛盾,而且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举措,因为我们浪费了真正系统解决问题的机会!
因为,从精神心理的角度,这样的犯罪嫌疑人或犯罪者其实很大可能是人格障碍的患者,尤其以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患者为多,而所谓的政府推诿行为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之前,出现这样极端的重大刑事案件,我们社会各界往往怀疑犯罪嫌疑人是否是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病患者,忽视了他们是人格障碍患者的可能性。而相比较于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病,人格障碍患者有自知力,在实施犯罪行为前往往会进行谋划,所以对社会的伤害更大。当然,由于他们有自知力,所以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如果要真正解决问题,采取的措施应该考虑到人格障碍患者的特点,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达到最好的防制效果。
与我们相比,美国民众在校园凶杀案等重大刑事案件或公共事件发生后,更关心的是发掘事件的社会、家庭、个人等方面的原因,更关注于政府可能或者有必要采取哪些应对类似事件的动作。而美国政府在连续的校园凶杀案后,也督促有关机构加强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多学科研究,并强化防治措施。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美国社会和政府各方在重整社会面前的勇气和力量。这些难能可贵之处,正是需要我们反思和学习的地方。
因此,在国内“精神卫生法”正式生效一个多月的今天,我更希望社会各界和政府通过厦门BRT爆炸案的反思,让大家了解、重视如何防治人格障碍尤其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这种疾病。这样,我们的措施才能真正有效并长久,才能真正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孩子创造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
二、人格障碍尤其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特征
虽然大众对“人格障碍”比较陌生,但这种疾病并非罕见,有资料显示国内发病率高达5%-10%。国外发病率也很高,比如2001年~2002年美国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National Epidemiologic Survey on Alcohol and Related Conditions, NESARC),调查结果公布在《临床精神病学杂志》上,按照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制定的诊断标准(DSM-IV),根据这次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估计有3080万美国成人(占总人口14.8%)至少患有一种以上人格障碍疾病,其中大概有760万人有反社会性人格障碍,且男性的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发病率高于女性。
那么,何谓“人格障碍”?让我们看一下CCMD—3(中国精神心理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关于“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
“人格障碍”是指人格特征明显偏离正常,使病人形成了一贯的反映个人生活风格和人际关系的异常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显著偏离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一般认知方式(尤其在待人接物方面),明显影响其社会功能与职业功能造成对社会环境的适应不良,病人为此感到痛苦并已具有临床意义。如果人格偏离正常系由躯体疾病(如脑病、脑外伤、慢性酒中毒等)所致,或继发于各种精神障碍应称为人格改变。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如下:
【症状标准】 个人的内心体验与行为特征(不限于精神障碍发作期)在整体上与其文化所期望和所接受的范围明显偏离,这种偏离是广泛、稳定和长期的,并至少有下列1项:
1 认知(感知,及解释人和事物,由此形成对自我及他人的态度和形象的方式)的异常偏离;
2 情感(范围、强度,及适切的情感唤起和反应)的异常偏离;
3 控制冲动及对满足个人需要的异常偏离;
4 人际关系的异常偏离。
【严重标准】 特殊行为模式的异常偏离,使病人或其他人(如家属)感到痛苦或社会适应不良。
【病程标准】 开始于童年、青少年期,现年18岁以上至少已持续2年。
【排除标准】 人格特征的异常偏离并非躯体疾病或精神障碍的表现或后果。
人格障碍分类多达10多种,既有对他人无生命威胁的类似于凤姐这种自恋性人格障碍,也有对社会危害较大的人格障碍,最常见的是以下三种:反社会性、偏执性或冲动性人格障碍。
而反社会性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又称无情性人格障碍(affectionless personality disorder)或社会性病态(sociopathy),是对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类型。患病率在发达的国家为4.3-9.4%。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特征是高度攻击性,缺乏羞惭感,不能从经历中取得经验教训,行为受偶然动机驱使,社会适应不良等。
从这个标准来看,就可以理解犯罪嫌疑人陈水总的不可思议行为。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若真是政府有关部门不作为导致陈水总的报复,报复的对象应该是冷漠的公务员或政府有关部门,但他对乘坐公交车的普通老百姓施加毒手,而且炸死这么多无辜的人!而且在实施这种残忍的行为时,他竟然是那么冷静和从容,反复上下车,找到一辆满载的BRT下手,没有丝毫犹豫和内疚!!!这绝对不是正常人的行为!
其实,这恰恰是人格障碍的典型特征:一是缺乏同理心,对他人的痛苦冷漠、无所谓;二是为人处事方式与社会公认规范格格不入,甚至非常残忍,不为常人所理解;三是缺乏自我反省能力,在自己受挫时只会把一切归罪于他人或外部环境——这种完全的外归因也是人格障碍产生的根源。而且这种单向负性导向的思维模式会引起负面情绪的累积和放大,加上认知上的“以偏概全”和“灾难化倾向”等,会导致负面情绪的恶性循环,最终超过其承受能力而精神崩溃,而一些偶然事件则加速了这种崩溃的发生,导致患者做出丧失理智的行为。而这样的患者由于内心深处的自卑而变得非常敏感多疑,面对他人没有恶意的一些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很容易产生负面理解。而微博上所谓的“办理户籍及社保方面的困难”,绝不是产生报复大众行为的直接动机,而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人格障碍尤其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形成及对陈水总的心理分析
人格障碍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不是天生的,通常开始于儿童晚期或青春期,而且是多因素累积合力导致的。以反社会性人格障碍为例。内心自卑和面对挫折时的外归因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形成的最关键因素。根据媒体报道来看,陈水总一家人曾经下过乡,返城后由于各种原因,生活一直非常窘迫。在这个追求物质,并以金钱和社会地位作为成功判断标准的时代,陈水总很容易因家庭拮据而感到内心自卑。要掩饰甚至克服内心深处的自卑,内心的自我封闭和(或)对外界的攻击就成了主要手段。所以,陈水总与邻居经常发生冲突,邻里关系很差,就可以理解了。而福建地区重商不重学,陈水总没有经商的资本和情商,小学文化的他又缺乏谋生的技能,在回到城市后,很难适应这个社会。这些问题可能导致他社会适应不良,在现实生活中也会不断受挫,受挫后外归因的思维方式又导致他将所有的责任推卸给外人甚至社会,而缺乏自我反省。媒体报道政府曾经帮助他修缮房屋,但外归因的思维方式导致他不会认为这是帮助,可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这一方面导致他无法从挫折中吸取教训,不能提升自己,也不会从他人的帮助中感受到温暖,另外也导致他对外界和社会不断产生抱怨、愤怒等负性情绪,这种负性情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断累积,他内心就像充满负性情绪的气球在不断膨胀。还有一点,他的内心压力和负性情绪缺乏释放渠道。家庭没有轻松活跃的氛围,而其缺乏良好的社会交往能力缺乏真正的朋友,这导致他的压力和负性情绪不容易释放。
更不幸的是,陈水总在办理社保过程中,警察当初为其户口迁移的过程中的失误导致其不断游走于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有关办事人员和部门的可能存在的推诿,对陈水总而言都是一次刺激,最终这根稻草压死了他,造成其内心的崩溃,陷入绝望中,导致了最后的悲剧。
或许陈水总的邻居或者居委会再多关心他一些,他会感受到一点儿温暖;或许当初的警察办理户口迁移时没有出差错,他顺利办到社保,活下去的勇气也会多一些;或许接待他的办事人员更人性化一些,他熬过办理社保手续的这段日子,虽然窘迫,但也会安然地度过一生……可惜没有“或许”。
四、人格障碍尤其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防制:
那么,如何防治人格障碍尤其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患者?如何避免我们的孩子成为人格障碍的患者?
首先,政府要高度重视大众的心理健康,并采取实质性措施。比如,借“精神卫生法”正式生效的东风,从公务员和学校入手,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和生命教育,并对所有的公务员、教师和学生定期进行“心理体检”,在保密的前提下针对结果进行分级干预;引导企业和公司重视员工心理健康,实施EAP(员工心理援助计划),而对于类似于IBM中国这类严重违反“精神卫生法”实施双重标准的公司要严惩;督促医疗系统加大精神心理专业人士的培养,针对精神障碍患者推广高效人性化的综合性干预;大力加强基本医疗、社保和保障房等社会保障工作,尽快建立弱势群体的最后一道防线;大力推行社工工作,购买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社区精神康复服务,防患于未然。
从家庭的角度来说,要推广优质的家庭教育,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因为,从心理的角度来说,“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说的就是父母的教育、行为和塑造的家庭氛围对孩子的重大影响。比如在教育孩子时,不能不分是非,老怪孩子错,或都怪别人、宣扬以牙还牙,要引导孩子综合归因。也就是说,在遇到问题或挫折时,要引导孩子考虑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要学会自我反省,从挫折中吸取教训从而不断提升。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父母要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嘛!另外,不要说“一定要怎样”(如“一定要考上大学”),不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孩子身上,要学会积极引导,激发孩子内心的学习和上进的动力,否则一旦没做成就会给孩子带来极大挫败感,要倡导“积极努力、顺其自然”的处世哲学。引导孩子接受现实,完全接纳自己,是建立自信的前提。此外,还应营造温暖有爱的家庭氛围,穷人也有穷人的乐趣,鼓励孩子参与公益慈善等社区活动,加强同理心的塑造和社交能力的培养等。如此,可以避免自己的孩子成为人格障碍的患者。
从学校的角度来说,要真正关心教师和学生的心理健康。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余,要营造轻松活跃互爱的氛围;大力推广心理健康教育和“三生教育”(生命、生活和生存教育),引导学生珍惜生命,积极面对挫折;配备心理咨询师,设置心理咨询室,推广高效地心理干预技术;针对教师和学生在保密的前提下定期进行“心理体检”,针对结果,分级干预,必要时转诊到实行高效地综合化人性化干预的医疗机构。
从医疗机构和大学来说,按照精神卫生法的要求,分别设立精神心理专科和心理学专业,大力培养精神心理专科医生和心理工作者;两类机构积极配合,必要时联合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社工组织和公益组织,针对具有心理问题者甚至精神障碍患者,分工合作,建立起一个精神卫生的防治网络,尤其是做好诊治、转诊和心理康复工作,而处于核心位置的医疗机构要将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并大力推广综合化人性化的高效干预措施,让求助者接受到有尊严的高效心理干预。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各界都要重要心理健康,积极宣传引导大众正确看待精神障碍患者,反对歧视,关心爱护精神障碍患者,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陈水总等是犯罪者,但也是人格障碍的患者,还是社会问题的受害者。因此,面对这类人群,没必要人人自危,避而远之。人格障碍虽然很难矫正,但并非不可逆转,家庭、朋友、单位同事的在心理医生指导下的爱心关怀比心理医生面对患者的干预可能更有效。比如少炫耀、多关心,把他拉入朋友圈一起交流。而社区的社工更是起到心理支持和帮助融入社会的独特作用。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我们不要抱着“与己无关,高高挂起”的心态,不要抱怨,不要成为愤青,因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份子,要积极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家庭做起,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了,整个社会就会慢慢和谐起来。否则我们每个人都是所谓社会问题的“帮凶”,最后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五、个人呼吁: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在经历“长达27年的难产”后终于在今年5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法律的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关键要落实。法律中提到整个社会要关心精神障碍患者,不要歧视,更不能虐待他们,而且要保护他们的工作等权利。而据最近发表在《柳叶刀》的权威调查,国内精神障碍的发生率高达17.5%,也就是说6个人其中就有一个精神障碍患者!所以,这个问题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如果由厦门BRT爆炸案开始,我们社会和政府开启真正的反省,并借助于社会对此案件的高度关注,促成我们政府充满人文关怀的处理,推广传播宽恕文化,成为国内处理类似问题的标杆,并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真正按照精神卫生法的要求,关心并帮助精神障碍患者,推动优质家庭教育的推广,尽可能减少我们的孩子成为下一个精神障碍患者,那么这个社会最终会成为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世界!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
作为一个精神心理领域的专业人士,我在尽自己的能力推动这个功德无量的事业。在此,我郑重呼吁:能够看到这篇文章的各位都是蝴蝶,请用爱心展开我们的翅膀,唤起充满爱和宽恕的微风,并让这股微风吹进我们的家庭、单位和学校等社会各个角落,最终在整个社会形成充满爱和宽恕的飓风!最终实现充满爱和尊严的中国梦!
一、前言:
回到国内,公安部部长亲自到厦门督战,犯罪嫌疑人陈水总已被锁定,但其已当场死亡。最新的报道说公安机关在陈水总家中查获遗书,证实陈水总因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这种说法非常牵强,难道生活不如意就要报复社会?按如此理论,我们整个社会早就火海一片了。而陈水总微博上的告白虽然是一面之词,但仍被大量转发,网友的注意力在公知们的推动下被转移到问责厦门政府的有关部门在解决陈水总的户口和社保等问题上的推诿上来,甚至升级到整个中国政府的管理问题。这种反思,忽视了陈水总本人可能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患者,也忽视了如何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更忽视了问题背后是社会各界对心理健康的漠视和优质家庭教育的缺失。国内以前每每出现此类事件,网络上和居于主流的声音就是热衷于问责官员、追究刑事责任方面的讨论,而官员则抱着“鸵鸟”心态,能捂则捂,甚至不惜以维稳的名义采取高压措施,导致民怨沸腾。现在的思路本质上仍是如此,幸亏公安部部长亲自督战,否则真相可能难于大白于天下。
说实话,我也认为,面对这种影响较大的社会公共安全事件,必须要问责官员甚至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这充分表明了政府对事件的态度和决心。而且,在问责之后,还应该反思如何面对和照顾弱势群体,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仅仅是这样措施,尚不足充分保障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因为,这种问题的发生多数是社会问题或矛盾的爆发,而非单一的政府问题所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问题出现,如果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仅仅只是问责官员,而不去进一步探究事件的根本原因,查检、减少社会管理上的漏洞,不考虑犯罪者的心理和人格特点,处置的办法没有前瞻性、系统性、长远性,那么,我们的处理就总是灭火队的行为,防不胜防,不仅因为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频发而加剧社会的矛盾,而且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举措,因为我们浪费了真正系统解决问题的机会!
因为,从精神心理的角度,这样的犯罪嫌疑人或犯罪者其实很大可能是人格障碍的患者,尤其以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患者为多,而所谓的政府推诿行为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之前,出现这样极端的重大刑事案件,我们社会各界往往怀疑犯罪嫌疑人是否是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病患者,忽视了他们是人格障碍患者的可能性。而相比较于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病,人格障碍患者有自知力,在实施犯罪行为前往往会进行谋划,所以对社会的伤害更大。当然,由于他们有自知力,所以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如果要真正解决问题,采取的措施应该考虑到人格障碍患者的特点,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达到最好的防制效果。
与我们相比,美国民众在校园凶杀案等重大刑事案件或公共事件发生后,更关心的是发掘事件的社会、家庭、个人等方面的原因,更关注于政府可能或者有必要采取哪些应对类似事件的动作。而美国政府在连续的校园凶杀案后,也督促有关机构加强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多学科研究,并强化防治措施。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美国社会和政府各方在重整社会面前的勇气和力量。这些难能可贵之处,正是需要我们反思和学习的地方。
因此,在国内“精神卫生法”正式生效一个多月的今天,我更希望社会各界和政府通过厦门BRT爆炸案的反思,让大家了解、重视如何防治人格障碍尤其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这种疾病。这样,我们的措施才能真正有效并长久,才能真正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孩子创造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
二、人格障碍尤其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特征
虽然大众对“人格障碍”比较陌生,但这种疾病并非罕见,有资料显示国内发病率高达5%-10%。国外发病率也很高,比如2001年~2002年美国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National Epidemiologic Survey on Alcohol and Related Conditions, NESARC),调查结果公布在《临床精神病学杂志》上,按照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制定的诊断标准(DSM-IV),根据这次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估计有3080万美国成人(占总人口14.8%)至少患有一种以上人格障碍疾病,其中大概有760万人有反社会性人格障碍,且男性的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发病率高于女性。
那么,何谓“人格障碍”?让我们看一下CCMD—3(中国精神心理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关于“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
“人格障碍”是指人格特征明显偏离正常,使病人形成了一贯的反映个人生活风格和人际关系的异常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显著偏离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一般认知方式(尤其在待人接物方面),明显影响其社会功能与职业功能造成对社会环境的适应不良,病人为此感到痛苦并已具有临床意义。如果人格偏离正常系由躯体疾病(如脑病、脑外伤、慢性酒中毒等)所致,或继发于各种精神障碍应称为人格改变。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如下:
【症状标准】 个人的内心体验与行为特征(不限于精神障碍发作期)在整体上与其文化所期望和所接受的范围明显偏离,这种偏离是广泛、稳定和长期的,并至少有下列1项:
1 认知(感知,及解释人和事物,由此形成对自我及他人的态度和形象的方式)的异常偏离;
2 情感(范围、强度,及适切的情感唤起和反应)的异常偏离;
3 控制冲动及对满足个人需要的异常偏离;
4 人际关系的异常偏离。
【严重标准】 特殊行为模式的异常偏离,使病人或其他人(如家属)感到痛苦或社会适应不良。
【病程标准】 开始于童年、青少年期,现年18岁以上至少已持续2年。
【排除标准】 人格特征的异常偏离并非躯体疾病或精神障碍的表现或后果。
人格障碍分类多达10多种,既有对他人无生命威胁的类似于凤姐这种自恋性人格障碍,也有对社会危害较大的人格障碍,最常见的是以下三种:反社会性、偏执性或冲动性人格障碍。
而反社会性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又称无情性人格障碍(affectionless personality disorder)或社会性病态(sociopathy),是对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类型。患病率在发达的国家为4.3-9.4%。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特征是高度攻击性,缺乏羞惭感,不能从经历中取得经验教训,行为受偶然动机驱使,社会适应不良等。
从这个标准来看,就可以理解犯罪嫌疑人陈水总的不可思议行为。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若真是政府有关部门不作为导致陈水总的报复,报复的对象应该是冷漠的公务员或政府有关部门,但他对乘坐公交车的普通老百姓施加毒手,而且炸死这么多无辜的人!而且在实施这种残忍的行为时,他竟然是那么冷静和从容,反复上下车,找到一辆满载的BRT下手,没有丝毫犹豫和内疚!!!这绝对不是正常人的行为!
其实,这恰恰是人格障碍的典型特征:一是缺乏同理心,对他人的痛苦冷漠、无所谓;二是为人处事方式与社会公认规范格格不入,甚至非常残忍,不为常人所理解;三是缺乏自我反省能力,在自己受挫时只会把一切归罪于他人或外部环境——这种完全的外归因也是人格障碍产生的根源。而且这种单向负性导向的思维模式会引起负面情绪的累积和放大,加上认知上的“以偏概全”和“灾难化倾向”等,会导致负面情绪的恶性循环,最终超过其承受能力而精神崩溃,而一些偶然事件则加速了这种崩溃的发生,导致患者做出丧失理智的行为。而这样的患者由于内心深处的自卑而变得非常敏感多疑,面对他人没有恶意的一些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很容易产生负面理解。而微博上所谓的“办理户籍及社保方面的困难”,绝不是产生报复大众行为的直接动机,而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人格障碍尤其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形成及对陈水总的心理分析
人格障碍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不是天生的,通常开始于儿童晚期或青春期,而且是多因素累积合力导致的。以反社会性人格障碍为例。内心自卑和面对挫折时的外归因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形成的最关键因素。根据媒体报道来看,陈水总一家人曾经下过乡,返城后由于各种原因,生活一直非常窘迫。在这个追求物质,并以金钱和社会地位作为成功判断标准的时代,陈水总很容易因家庭拮据而感到内心自卑。要掩饰甚至克服内心深处的自卑,内心的自我封闭和(或)对外界的攻击就成了主要手段。所以,陈水总与邻居经常发生冲突,邻里关系很差,就可以理解了。而福建地区重商不重学,陈水总没有经商的资本和情商,小学文化的他又缺乏谋生的技能,在回到城市后,很难适应这个社会。这些问题可能导致他社会适应不良,在现实生活中也会不断受挫,受挫后外归因的思维方式又导致他将所有的责任推卸给外人甚至社会,而缺乏自我反省。媒体报道政府曾经帮助他修缮房屋,但外归因的思维方式导致他不会认为这是帮助,可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这一方面导致他无法从挫折中吸取教训,不能提升自己,也不会从他人的帮助中感受到温暖,另外也导致他对外界和社会不断产生抱怨、愤怒等负性情绪,这种负性情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断累积,他内心就像充满负性情绪的气球在不断膨胀。还有一点,他的内心压力和负性情绪缺乏释放渠道。家庭没有轻松活跃的氛围,而其缺乏良好的社会交往能力缺乏真正的朋友,这导致他的压力和负性情绪不容易释放。
更不幸的是,陈水总在办理社保过程中,警察当初为其户口迁移的过程中的失误导致其不断游走于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有关办事人员和部门的可能存在的推诿,对陈水总而言都是一次刺激,最终这根稻草压死了他,造成其内心的崩溃,陷入绝望中,导致了最后的悲剧。
或许陈水总的邻居或者居委会再多关心他一些,他会感受到一点儿温暖;或许当初的警察办理户口迁移时没有出差错,他顺利办到社保,活下去的勇气也会多一些;或许接待他的办事人员更人性化一些,他熬过办理社保手续的这段日子,虽然窘迫,但也会安然地度过一生……可惜没有“或许”。
四、人格障碍尤其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防制:
那么,如何防治人格障碍尤其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患者?如何避免我们的孩子成为人格障碍的患者?
首先,政府要高度重视大众的心理健康,并采取实质性措施。比如,借“精神卫生法”正式生效的东风,从公务员和学校入手,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和生命教育,并对所有的公务员、教师和学生定期进行“心理体检”,在保密的前提下针对结果进行分级干预;引导企业和公司重视员工心理健康,实施EAP(员工心理援助计划),而对于类似于IBM中国这类严重违反“精神卫生法”实施双重标准的公司要严惩;督促医疗系统加大精神心理专业人士的培养,针对精神障碍患者推广高效人性化的综合性干预;大力加强基本医疗、社保和保障房等社会保障工作,尽快建立弱势群体的最后一道防线;大力推行社工工作,购买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社区精神康复服务,防患于未然。
从家庭的角度来说,要推广优质的家庭教育,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因为,从心理的角度来说,“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说的就是父母的教育、行为和塑造的家庭氛围对孩子的重大影响。比如在教育孩子时,不能不分是非,老怪孩子错,或都怪别人、宣扬以牙还牙,要引导孩子综合归因。也就是说,在遇到问题或挫折时,要引导孩子考虑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要学会自我反省,从挫折中吸取教训从而不断提升。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父母要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嘛!另外,不要说“一定要怎样”(如“一定要考上大学”),不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孩子身上,要学会积极引导,激发孩子内心的学习和上进的动力,否则一旦没做成就会给孩子带来极大挫败感,要倡导“积极努力、顺其自然”的处世哲学。引导孩子接受现实,完全接纳自己,是建立自信的前提。此外,还应营造温暖有爱的家庭氛围,穷人也有穷人的乐趣,鼓励孩子参与公益慈善等社区活动,加强同理心的塑造和社交能力的培养等。如此,可以避免自己的孩子成为人格障碍的患者。
从学校的角度来说,要真正关心教师和学生的心理健康。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余,要营造轻松活跃互爱的氛围;大力推广心理健康教育和“三生教育”(生命、生活和生存教育),引导学生珍惜生命,积极面对挫折;配备心理咨询师,设置心理咨询室,推广高效地心理干预技术;针对教师和学生在保密的前提下定期进行“心理体检”,针对结果,分级干预,必要时转诊到实行高效地综合化人性化干预的医疗机构。
从医疗机构和大学来说,按照精神卫生法的要求,分别设立精神心理专科和心理学专业,大力培养精神心理专科医生和心理工作者;两类机构积极配合,必要时联合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社工组织和公益组织,针对具有心理问题者甚至精神障碍患者,分工合作,建立起一个精神卫生的防治网络,尤其是做好诊治、转诊和心理康复工作,而处于核心位置的医疗机构要将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并大力推广综合化人性化的高效干预措施,让求助者接受到有尊严的高效心理干预。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各界都要重要心理健康,积极宣传引导大众正确看待精神障碍患者,反对歧视,关心爱护精神障碍患者,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陈水总等是犯罪者,但也是人格障碍的患者,还是社会问题的受害者。因此,面对这类人群,没必要人人自危,避而远之。人格障碍虽然很难矫正,但并非不可逆转,家庭、朋友、单位同事的在心理医生指导下的爱心关怀比心理医生面对患者的干预可能更有效。比如少炫耀、多关心,把他拉入朋友圈一起交流。而社区的社工更是起到心理支持和帮助融入社会的独特作用。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我们不要抱着“与己无关,高高挂起”的心态,不要抱怨,不要成为愤青,因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份子,要积极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家庭做起,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了,整个社会就会慢慢和谐起来。否则我们每个人都是所谓社会问题的“帮凶”,最后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五、个人呼吁: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在经历“长达27年的难产”后终于在今年5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法律的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关键要落实。法律中提到整个社会要关心精神障碍患者,不要歧视,更不能虐待他们,而且要保护他们的工作等权利。而据最近发表在《柳叶刀》的权威调查,国内精神障碍的发生率高达17.5%,也就是说6个人其中就有一个精神障碍患者!所以,这个问题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如果由厦门BRT爆炸案开始,我们社会和政府开启真正的反省,并借助于社会对此案件的高度关注,促成我们政府充满人文关怀的处理,推广传播宽恕文化,成为国内处理类似问题的标杆,并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真正按照精神卫生法的要求,关心并帮助精神障碍患者,推动优质家庭教育的推广,尽可能减少我们的孩子成为下一个精神障碍患者,那么这个社会最终会成为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世界!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
作为一个精神心理领域的专业人士,我在尽自己的能力推动这个功德无量的事业。在此,我郑重呼吁:能够看到这篇文章的各位都是蝴蝶,请用爱心展开我们的翅膀,唤起充满爱和宽恕的微风,并让这股微风吹进我们的家庭、单位和学校等社会各个角落,最终在整个社会形成充满爱和宽恕的飓风!最终实现充满爱和尊严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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