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曾经在欧文沙龙为陈雨黎先生的讲座做主持人，不曾料陈先生青葱年华竟英雄早逝。那天偶尔发现讲座后陈先生答嘉宾问答的一段录音，找人文字化后发于此，没做什么编辑，权当纪念：

陈雨黎:我可以做十张亏本专辑，但是这十张里面明年可能就有一张就会买得很好，谁知道呢，今年亏本，但是可能就慢慢的趋势就变了，因为我花了时间去思考，我不做我去年做过的事情，我做完全没人做过的，就算我砸了，我也做了。

听众:但是英国的整个市场也不好啊。

陈雨黎:现在是不好，但是为什么他五十年这么发展，或者有Adel这种歌手，或者有一些米洛斯，或者什么的，他就是因为，我有感觉，或者说我能够做到二十张专辑每张都不一样，或者说，我下一张即使很多人听不懂，我也做。

听众:他们的CD销售也很受冲击，上万家的连锁店就一个一个关，一夜之间就关掉好几个.

陈雨黎:关掉好几个，是的，但是关掉的前提是我卖一张我还是能赚钱，还是有版权协会在支持我，就算市场再差，我可以做出一首好歌，我就踏实，当然啦，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出好歌来，或者能做出一个谁都能买的歌，对吧，但是为什么会有一些非常优秀的，非常不一样的艺人，或者是做幕后的，包括制作人。相对来说，成功的制作人，他可以尝试不同的风格。在中国，我可以就做李宇春，或者我下一张做郁可唯，下一张再做张杰或者谁，我就做超男超女，我不做别的，因为做别的我赚不了钱，比方说，张杰的话，张杰不卖歌不行啊，我必须要他卖唱片，我得做一个商业的东西，要不然他不会来找我们，整个这个就是一环套一环的。

听众：那么这个跟创新的机制是不是矛盾呢？

陈雨黎：对，创新的前提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你得吃饱饭，说白了就是这个，很多我们做音乐的人现在还处于一个需要养活自己的阶段，在国外，人家摇滚乐队里面弹吉他的都是开直升飞机的，因为他七十年代卖了五千万张，可能现在每年还在卖，那他心理的状态、弹吉他的时候什么感觉？

黄胤然：对，这确实不一样。

听众: 对，国内的音乐人现在的状态很堪忧，上次我看一个报道说音乐人宋柯沦落到去卖卡，可能其他音乐人也有同样的苦恼。

陈雨黎: 对，其实最近不是在召开各种版权会议吗，所以说还是有进步的。第一是有人帮你去收这个钱，这个很重要。在国外，比如说法国的版权协会，光是一个版权协会就有75000人，他们每年的收入70-80亿欧元，那你在这样的环境下，光是在法国这样的一个小国家就能收相当于800亿人民币，而且大部分的利润是给艺术家，并且会有政府等支持，包括文化部等，就是为了鼓励这种创作，这个版权协会也是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就是从拉斐尔那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可能连收音机都没有他们就开始有版权协会了，你演奏一次演唱会，我就去那个剧院门口去收钱，诶，你演了啊，你得给作曲家钱，就这样子，就有一帮人去搞这个，他们作为一个中间费，我收了十块，我自己拿两块，我剩下那八块给作曲家，我就干这个，你不收不行，我比你强大，我到时候告你，或者有法律保护，剧院就听他的啊。酒吧，迪厅，卡拉OK什么的都的都会有这样一帮人在那，我觉得收税其实有点像，说白了，就像音乐税务局、版权税务局。

听众:你说的那七万多人是做什么的呢？

陈雨黎:就是说去管理版权，搞收税的，这个跟税务局很像，其实他就是一个艺术创意的税务。

听众:那么这七万人是靠其中的某一部分的利润来维持自己的生活的吗？

陈雨黎:当然啦，这七万人就是靠这些艺术家来养活的，所以他当然要尊重这些人，他收十块钱，这里面有他的钱，他当然会分给艺术家，但是这是他的财产，说白了就是，我的版权越多，我就越富。

听众:他是不是就不需要国家财政拨款了？

陈雨黎:有，国家也会支持他们，但是我觉得他主要的收入还是来自国家版权的收入，而且不断的会有新版权。

听众:在英国还有那种监视型的这种公司，专门就查谁盗版了，谁违法了等等。

陈雨黎:对，像有些机器，比如，4.1或103.9，他就是有一个软件，一插上去，103.9一播了一首王菲的歌，咚，软件就记录了，今天播了一次，你欠我多少钱，然后月底账单就到电视台了，那电视台还是把这钱要给这个人，这个人最后再拿一部分给王菲。就这样，但是这个系统是非常完善的，就是你在网上、电视、电台等播什么他都有控制，而且电视台他不会说，我比你大，我比你牛，我不付，不像在中国，我中央台说，这个版权是我的，经常有这种情况，但是现在也在改，就以前经常一听那个什么晚上，上来就角斗士，角斗士，但是角斗士在国外哪是能乱用的啊。

仔细复习了一下陈先生的答问，文明国家确实都是为文化艺术创意者的权益税收得很高、很狠，大陆是为一个深不可测的概念-国家收得很多很狠，这就是文明的差距呀，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