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在吗？灵魂不死吗？”

　　——杨绛《走到人生边上》摘录

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惟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从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一晃三十多年了，曾经的“我们仨”，只剩下这位即将在7月17日迎来一百零三岁诞辰的老人，她有时也会喃喃自语，“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但从那时起，杨绛就把这间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已没有什么可以扰乱她平静的心灵。杨绛开始独自一人全身心整理钱钟书的学术遗物——她把这叫做“打扫现场”，每天的生活简单而规律，笔耕不辍，深居简出。在她身上，人们往往忘掉时间的残酷：一百多年无情而漫长，而这位女性始终一如既往的柔韧、清朗、独立，充满力量。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从1994年开始，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在北师大任教的女儿钱瑗也因肺癌住院，女儿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钱钟书已经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合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

　“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笔耕不辍，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并将丈夫钱钟书七万余页的笔记悉心整理出版。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四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走到人生的边上，她愈战愈勇，唯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2001年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在捐赠仪式上说，这次是一个人代表三个人说话：

　杨绛：我是一个人，代表三个人，我自己一个，还有已经去世的钱钟书，和我们的女儿钱瑗。那个时候，我跟钱瑗在钱钟书的病床前边，我们一起就商量好了一件事，就是说，将来我们要是有钱，我们要捐助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我们个人的名字，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好读书”奖学金的宗旨是扶贫，因为我们看到富裕人家的子弟，他们如果要升学很方便，可是贫穷人家的儿女尽管他们好读书，而且有能力好好读书，可是他们要上一个中学就有种种困难，上大学就更不用说了。“好读书”奖学金宗旨就是要鼓励和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自强不息”是“起”，起点的起；“厚德载物”是“止”，“止于至善”的“止”。这八个字很完美，清华的校训也就是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对于得奖学生的期望。

截至2012年底，“好读书”奖学金捐赠累计逾千万，受到资助的学生已达数百位。“好读书”表达了杨绛一家三口对生命和灵魂的全部要求和期待。永远上进，自强不息，这股知识分子的清流所及，必将草木茂盛、春暖花开。

杨绛与钱钟书一样，出了名的不喜欢过生日，她曾经为了逃避打扰，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这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在许多朋友的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非常过时的柜子、桌子，老旧的样式，始终安之若素，室内没有昂贵的摆设，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当做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杨绛总是说，我这样已经很好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一些淡雅的花草，散摆在案头和阳台，给她带来一些春的气息。

如果说杨绛先前的作品关照的是世事，是社会，那她晚年的作品则是在关照自己。2007年，杨绛出版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死亡，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对于死亡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释系统，《走到人生边上》可以看作是杨绛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灵魂等哲学命题的一次终极思考。

　“二OO五年一月六日，我由医院出院，回三里河寓所。我是从医院前门出来的。如果由后门太平间出来，我就是‘回家’了。

　　躺在医院病床上，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题目：《走到人生边上》。一回家，我立即动笔为这篇文章开了一个头。从此我好像着了魔，给这个题目缠住了，想不通又甩不开。

　　老人的前途是病和死。我还得熬过一场病苦，熬过一场死亡的苦，再熬过一场炼狱里烧炼的苦。老天爷是慈悲的。但是我没有洗炼干净之前，带着一身尘浊世界的垢污，不好‘回家’。”

杨绛这次走到人生边上，亲临生死一线之间的经历，让“回家”的路附着了更多体验，更多关于人类生命、死亡的本真体验。

杨绛的死亡观，对死亡、死亡与生命的关系的看法，对人类终极宿命的观照，有一个与自身生命共进的过程。她相信灵魂不死，不再对周遭事物的短暂和生命的匆促感到不安，不再无可奈何地发出人生一切只是梦幻泡影的喟叹。

　“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实际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干碍我思想的自由。而我所想的，只是浅显的事，不是专门之学，普通人都明白。”

一个人到底该怎样度过晚年，如何面对人类最终的命运？这是人最深层次的问题，数千年里无数贤哲一直争论不休，回答这样的问题担子太重。杨绛的生命一路沉甸甸地奔腾流淌，灵魂曾在抗争中受伤，鲜血梅花一般溅落、流溢。于人生边上万般苦思和断想中，她描述人类的困惑与祈愿、渴望与希冀、生命之本或精神之魂，“九蒸九焙”之后的沉静里，满是历劫后的积淀和大彻大悟。

杨绛走在人生边上思考生命本源，思索天地生人的目的，思考天命大戒，成了一个新世纪的灵魂启蒙者。人人受锻炼，受锻炼的是灵魂。她的灵性良心如清水般洁净、通透，正是人类本性之魂。

　“这纯洁的、看不见的灵魂离开了人世，就到那看不见的、神圣的、不朽的、有智慧的世界上去了。灵魂到了那里，就在幸福中生存，脱离了人间的谬误、愚昧、怕惧、疯狂的热情，以及人间的一切罪恶，像得道者说的那样，永远和天神们住在一起了。”

一百零二岁的杨绛，在夕阳余晖中吟唱生命之歌，经历时间洗炼的思想和情感，散发着精粹的、最具人性的光辉。繁华尽落之后的真淳，生命最后状态里的饱满，是她留给世界的最美的风景。著名学者周国平说：“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我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