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刀

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的HR柯文，裁掉两百人后，把自己也裁掉了。

一开始，他想要撂挑子，但又想公司的确是撑不住了，欠了很多钱，这次是“剔骨求生”。他说服自己做事要有始有终，对自己的上司说：“这事我给你干，只是为了公司考虑。”

“做完就离开。”柯文想，“这种事情绝对不应该成为我的业绩”。

包括柯文在内的5个HR，要开掉两百多人，时间紧、任务重，赔偿的钱还没到位。

他最先开刀的是一批试用期员工。在办公室里，柯文对着刚进来不久的员工，语气平稳：“公司这个状况，你也看得到，确实快不行了，工资给你多发一两周，你利用这个时间找找下家吧。”为了提高效率，他们有时候不介意采取一些不太合规的手段来给对方施压，比如，“如果你不同意签，我们会给你发不胜任通知”。做HR多年，柯文知道，试用期员工是最容易受欺负的，因为违法成本低。

多数人在听到柯文这番话后，会安静地接受，即使得不到任何赔偿。也有员工来闹，每天去办公室，举着手机录像着说：“今天是2019年x月x号，早上8点我来到公司上班”。

柯文猜到这应该是律师支的招，为了保证到诉讼阶段，员工可以根据这些资料，索要这段时间的工资。为了不浪费时间走劳动仲裁或诉讼，柯文他们协调了一部分赔偿金。

黎云就是在6个月的试用期内被优化的。2019年11月，她所在的一家互联网的HR跟她说，部门合并，岗位没那么多了。公司没给她任何赔偿，只私下许诺，以后会给她活儿做。

裁员时，可能被当做软柿子来捏的，还有怀孕女员工。陶月是2019年最后一天接到被裁电话的，那时候她生下孩子才十几天。HR在电话里说，新股东入资，公司发展方向有变化，“你在裁员名单里”。对方给她2个小时考虑，并明示道，如果不能当场决定，离职证明就会写得不好看。

陶月很意外，裁员怎么会开自己这种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特殊员工？不过，她又觉得这并不奇怪。尽管违法成本高，很多公司仍不愿意宽待这些没法996、工作量落一大截的员工。陶月曾经工作的一家电商公司，把孕妇的绩效考核定为末等，已经是全公司的默契，“孕妇的工作强度肯定没其他人高，大家都加班到晚上12点，你总缺席，那末位不给孕妇给谁？”众所周知，绩效不合格，是很多公司优化员工的重要依据。

陶月叙述这件事的时候还是有些愤怒。她觉得自己作为孕期员工，公司没有给她任何情感上的照顾。她没在2个小时内做出决定，也不怕HR的威胁。

但她还是妥协了。架不住公司拿钱砸，给到她2N的赔偿，近12个月的工资，至少让她没那么抵触。更何况，公司这两年一直在找资金，之前已经 “结构优化”了一批员工，士气也远不如之前。咖啡机和员工生日会没了，下午茶从每天改到每周又改成每月。陶月早就开始考虑离职了，安慰自己这次时机也正好，可以休息半年再找工作。

▲ 图 / 视觉中国

交锋

裁在公司地位更高的老员工，就要谨慎很多，因为违法成本也大。

因为裁员次数多了，很多人更有经验和准备了。有的员工走进来，装作很平常的神色，把手机反扣在桌子上，听完柯文陈述的几套裁员赔偿的选择后，他会要求N+1或是2N的赔偿。

他们张口都是劳动法，问他：“你这样做，是不是合法的？劳动法是这么规定的吗？”柯文知道对方边套话边录音，他当然也明白哪些话该说，哪些不该说。

员工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在跟老板以及HR的周旋中与日俱增的。大部分人不会跟公司“来真的”，比如走法律程序，因为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职场强弱力量对比，员工都像胳膊，拧不过公司那条大腿。柯文这些HR们，正是抓住员工们的弱势，在谈判时占据高点。

也有人不服气，跟公司叫板。2019年9月，陈鹏被裁员后，他经历了劳动仲裁。

做软件开发的陈鹏，觉得自己之所以被裁员，是因为举报老板拖欠工资。那是山西某地级市的小互联网公司，总共20来人，陈鹏进公司2个多月，只发了半个月工资。他也问过老板，老板总是说过两天发。

这不得不让陈鹏想起自己之前的遭遇，也是在创业公司，老板拖欠着工资说过几天发，陈鹏抱着不惹事的心态等着，最后生生拖了一个月，钱没见着，连团队也直接解散了。

犹豫了一个多星期，陈鹏还尝试叫上同事跟他一起去劳动部门举报老板欠薪，但没人敢答应，甚至还有人嘱咐他，去了劳动局，也帮忙问一嘴，能不能把自己的工资也讨来。

陈鹏最后还是一个人去了劳动局。过了3天，老板给陈鹏发了1个月的工资，对他说，收拾东西，明天回家，“不服就再去劳动局告我”。 “行。”陈鹏回答。

于是，陈鹏申请了劳动仲裁。坐在仲裁庭上，他开口的一瞬间，就后悔了。前老板准备了5页纸，密密麻麻地陈述着他的“错误”：上班经常迟到早退；某个客户对他做出的系统不满意，给客户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精神损失，给公司带来了很大的财产损失；上班时候消极怠工，带坏办公室风气，给公司收入带来重大影响……

陈鹏目瞪口呆，仿佛公司不好全是他的错。他懊悔自己的仲裁申请书写得太草率，还没写满一页纸，在仲裁理由上只简单提及，自己因为举报老板不发工资而被开除。

显然，他把劳动仲裁想得太简单，也没有做更多的准备，被老板批得灰头土脸。他觉得有点懵，只好撤销仲裁，在调解书上签了字，按了手印。忙活了一个多月的劳动仲裁，就这样草草收尾了。

▲ 图 / 视觉中国

全公司的敌人

第一拨裁员时，柯文还能够顾及到家庭有特殊状况的人，比如有家人生病或是夫妻双方都是公司员工的，会主动避开。可到后来，公司自身难保，更别说照顾员工了。

裁员中，柯文几度差点情绪崩溃。柯文曾经裁掉一个关系很好的同事，对方失业后，有一天回公司拉着他一聊就是3个小时。在公司的楼梯间，没人去的角落里，他边聊边哭。

这个同事是在上海打拼的外地人，面对岳父岳母，他还得一直装作自己还有工作，每天早起出门，在外头找个咖啡馆待一天，挨到晚上下班时间才能回家。柯文听着心有戚戚，他同样也是在大城市奔波的中年人。他打算在背景调查的时候，为那个同事多说好话。

作为裁员的执行者，柯文跟周围同事的关系变得尴尬。有同事被裁掉后，离职聚餐时也叫上了柯文。还在职的同事跟他开玩笑，“什么时候轮到我，赶紧的。”柯文借着酒劲，泪流不止。

“挺难受的，大家其实对我还挺好的。太难了。”经自己的手，柯文裁掉无所依仗的年轻人，也裁掉了焦虑的中年人，裁掉了朋友，连公司的CTO都被他裁掉了。他感觉自己像是全公司的敌人。

裁最后一批人之前，柯文把自己的名字放了进去，其他HR也走了。柯文做完这件事，压力和歉疚瞬间少了很多。

他终于可以坦然地跟对方说：“你看，我已经签了，就要走了。你现在不签，后面就不是我负责的事情了。”

▲ 图 / 视觉中国

从头再来

裁员这段经历，让柯文对HR的工作增添了厌倦。他做事之外，无时无刻不还在想着要怎么做人。跟人说话，不得不斟酌，得说些真话拉近信任，但有些话得说虚的，“不能把底牌都打给对方看”。

他想自己这些年，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劳动诉讼，都经历过。不做HR，他可以去考司法考试，转行做律师或是顾问，帮忙企业做裁员的风控，也可以帮助员工争取利益。他想，自己应该会比很多人要做得好。

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柯文那样，经历过裁员之后，很快给自己的职场规划出一条新路。

被辞退后，陈鹏找工作一直磕磕绊绊。他每天都在刷招聘网站，基本上天天都有面试，有时候是一场，有时候三场。他所在的地级市不大，可以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外面跑整个白天。找到后来，他几乎把本地的IT公司跑了个遍，除了软件开发的职位，还去应聘过销售和课外班老师。

陈鹏很难碰到合适的公司。有的公司老板问他，你为什么从上家公司离职？他回答说，因为老板拖欠工资。面试的老板告诉他：“你不是真正热爱这个行业，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热爱这个行业的人，不过我们仍然考虑用你，薪资4000元不行，我们给你2500元。”陈鹏拒绝了，他觉得有些可笑。

待业那些天，家里人没有指责他，有时候会安慰他，别着急，慢慢找。这让陈鹏觉得自己似乎变得不优秀了，他之前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总是被夸赞。

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就找同样失业的同学出来聊天。朋友从事餐饮行业，也没有找到满意的机会。两个待业青年组成临时的“夸夸团”，朋友羡慕陈鹏有一技之长，陈鹏夸朋友吃得开，在哪里都可以找到机会。

失业者通常会对身边人的态度尤为敏感。黎云一度不敢接父亲的电话，怕家人觉得她过得委屈，而且怕触碰到失业这个话题——就在她来北京那一年，58岁的父亲也提前下岗了。她觉得父亲不容易，临到退休还得出去找活干。

直到黎云做足心理建设，失业一个多月后，主动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第一句话就是，“爸，我又失业了”。短短一年里，黎云接连两次经历被裁，都是被公司在年底 “优化”掉了。

黎云怕开头不说，之后就说不出口。爸爸明显愣了几秒：“怎么会？你不是才去几个月？”黎云只能说，“又是结构优化，走了很多人。”她怕父亲担心，迅速把话题转移到以后的打算上，“今年就不回家过年了，想专心在北京准备找工作。”父亲劝她还是回家过年，但黎云不答应，她担心工作没着落，回去也不踏实。

连续经历失业，她觉得很多事情变得更加不确定。她也开始想，现在是不是该开始做些长远的打算，至少总结一下自己擅长做什么，能力的边界在哪？哪些事情会给自己带来价值感？

和很多人感受到的灰暗不同，也有人被裁后还透露着几分高兴。在一家P2P公司上班的李磊，眼看公司已经萎靡很久了，采购缩紧，停止招人，直到终于开始裁员。

“同事们都挺高兴的。”李磊表现出另类的乐观，“过年拿了N+1的红包，多好啊。”